真切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生态变迁

真切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生态变迁 

　　本书以《中华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中华”和“文化”是论题的关键词，故有必要首先对其作出界定。

　　“中华”之得名由来

　　“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华夏先民因建都黄河流域，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指地处中原的华夏族。中华之“中”，意谓居四方之中；又有“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相对应。中华之“华”，意谓具有文化的民族。《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这里发掘的是“中华”的文化内涵，而并未局限于种族意义。故“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并非体质人类学概念。

　　随着疆域的拓展，民族融合范围日广，中国境内各族间的联系纽带愈益强化，民族共同体诸要素渐趋完备，尤其是当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东侵，中国境内诸族更增进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意识，进一步形成自觉的民族观念。于是，20世纪初叶“中华民族”渐渐演化为组成全体中国人的诸族之总称。梁启超1922年曾著文指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

　　杨度1907年1月在东京出版《中国新报》，分期连载《金铁主义说》。金，指金钱、经济；铁，指铁炮、军事。此主义重申洋务派富国强兵主张，与梁启超君主立宪说相呼应，而与孙中山、章太炎的“排满革命”论相辩难。这就点明在近代世界环境里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产生的机制。此前，章太炎1907年引述的“金铁主义说者”（杨度），对“中华”的内蕴已有新的诠释：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

　　这较之孙中山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所说“恢复中华”以及章太炎论述的“中华”，其含义颇有差异。孙氏和章氏在20世纪初从“排满革命”角度出发所称“中华”，乃指由华夏族演化而来的汉族；而“金铁主义说者”所称“中华”，已近于今日通称之包括中国境内各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虽然是近世概念，但我们已习惯于用以泛指历来在中国境内生养蕃衍的各民族。本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

　　中外之异、古今之别，究其内蕴，在于广义文化的殊相所致

　　“文化”之含义，有一复杂演绎过程，本书导论将详加考释。这里只略指一端：文化作为“文治教化”的缩写，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中，是德行、智慧、绝地天通的总称，因而古人每以“文”追谥贤明先王：“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又以“文”作为团结、招徕人民的引力，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恩覃九有，化被万方”。共同的文化成为中国境内诸族的黏结剂，是中华民族内聚力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栖息于东亚大陆，在这片广袤而丰饶的土地上筚路蓝缕，辛勤劳动，历经万般艰难险阻，以惊人的韧性和包容精神，持续而富于独创性地发展自己的文化，以卓异的风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东方人之与西方人相区别，华人、印度人、英国人、扎伊尔人大有差异，不仅显示在发肤状貌上，还尤其表现于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之间，也即寄寓在民族文化的诸形态中。同样，古代人与现代人大相径庭，实质上也就是广义文化上的差别——物质生产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歧异。总之，中外之异、古今之别，究其内蕴，便在于广义文化的殊相所致。

　　考察文化形成发展的这一往复无穷的辩证历程，真切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的变迁

　　真切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较之把握其体质性特征要艰巨得多。鲁迅曾感慨于中国人民灵魂的难以探测，以至于自己的手几乎不懂自己的足。然而，任何民族，包括那些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史的民族，其文化形态尽管纷繁多彩，却可以寻觅到给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确定特性的主色调、主旋律。唯其如此，才有英国人绅士风度说、德国人精确高效率说、美国人开放说、日本人善采异邦说、俄国人沉毅豪放说、中国人勤谨中庸说，等等。之所以我们可以从芸芸众生中大致辨识各民族的特性，是因为一个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历史渊源的民族，其内部固然存在着繁复多样的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及个人教养和性格的差别，同时也深藏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便是所谓的“民族精神”。我们在与海外华人、台湾同胞相遇时，往往会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何等强有力地团聚着生活在不同制度下，有着相异经历的中华子孙。

　　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以巨大的向心力吸引着该民族的各类成员，因而，文化认同构成民族认同的核心。这种体现出民族精神的文化，又决非凝固的化石、僵硬的模式，而是常与变、因与革、内与外相统一的有生命的机体。

　　我们了解一个民族，便应当从纷纭错综、变动不居的文化史入手——考察这个民族的文化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自然-社会环境，认识它的文化各层面的具体状态及其历史演变，进而把握其文化的特质，以达到深入民族灵魂底蕴的目的。

　　基于上述，我们研究中华文化史，就是为着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交相推引的历程，尤其要着眼于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怎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又由于哪些内外因素致使其发生变异；这种民族精神一经形成，又如何外化为物态的、制度的、风俗的诸文化层面；而文化的诸外化层面在自己的运行过程中又怎样多渠道作用于民族精神。考察文化形成发展的这一往复无穷的辩证历程，真切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和主体自身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的变迁，方能获得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识，以克服史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的主体客体相分离——或者“见物不见人”，或者“见人不见物”的偏颇，方有可能走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远境界。（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