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和重点

　　陈建奇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明确方向和政策重点。

　　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出现了增长分化的问题，疫情全球性扩散叠加乌克兰战争，对国际经贸合作产生了新的影响，要素资源配置特别是劳动力跨境流动受到较大冲击，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问题突出，世界开放合作面临较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应该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抱团取暖，等待春暖花开。然而，全球开放合作并没有稳步推进，美国主导搞小圈子、新冷战，人为限制芯片等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升温，“逆全球化”问题突出。“逆全球化”不仅影响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而且增大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受影响冲击，“逆全球化”滋生的影响波及世界各个角落。

　　“逆全球化”有其深刻的根源。尽管“逆全球化”有多重因素，但不平衡是难以回避的深层次根源。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较快发展，全球经济蛋糕不断做大，有助于提升全社会的福利水平。然而，世界各国从全球经济增长获得的收益却存在差异，特别是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上升，资本、技术、数据、管理等要素配置效率提升，那些拥有较强竞争力的国家通过全球化释放比较优势，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有些国家可能面临着产业转移引发的产业空心化等挑战，那些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未能得到足够利益的国家出现民粹主义及民族主义倾向，英国脱欧就是典型的案例，世界经贸合作从注重效率转向更加关注公平，“逆全球化”难以回避不平衡的内在挑战。

　　推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面对“逆全球化”问题，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可以有效解决不平衡问题，缓解“逆全球化”的深层次矛盾。共商共建共享本质就是合作共赢，合作共赢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倡导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感和获得感，保障大家都能从合作中获得利益。以合作共赢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这是更加均衡、包容及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

　　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坚持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战略方向，营造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又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加快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次区域谈判，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推动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培育数字经济新动力，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产业是宏观经济的依托，在各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关键的实体支撑和动力系统是结构完善、健康稳定的产业体系，如果缺乏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动摇甚至陷入困境。疫情全球性扩散叠加乌克兰战争，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巨大冲击，造成了世界生产生活断链掉链的问题，警示世界各国必须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深刻道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着力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及数据等要素充分流动，缓解发展的要素瓶颈制约。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基于产业分工的利润分享机制，支持企业扩大海外投资以收购兼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缓解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问题。

　　深化全球数字经济的开放合作。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产业数字化及数字产业化构成当代经济发展重要趋势。然而，数字经济尚处于不断发展变革期，数字经济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区域差异，世界各国关于数字监管、数据本地化、网络安全等政策存在较大差异。积极参与推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已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此外，我国依托G20等治理平台，借助相关工作组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与此同时，我国通过自贸试验区探索数字经济治理经验，推动数字经贸合作的规则创新，既强化企业积极参与数字竞争的规则意识，也通过数字治理创新解决跨境合作问题，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中国方案。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早期开放政策重点，本质上属于边境开放，即降低或者取消贸易和投资壁垒，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型开放主要是指从以往“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拓展、延伸和深化，建立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经济规则相接轨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体系。当前我国正多措并举推动制度型开放，全面推行国民待遇原则+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投资贸易管理制度、工商制度变革，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积极向以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为特征的“境内开放”拓展和延伸。

　　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打造自贸区合作新平台。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成为我国全方位扩大开放的“排头兵”和“领头雁”。中国通过自贸试验区战略积极打造国际贸易投资合作新平台，目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1+3+7+1+6+3”的基本格局，海南省正在打造自由贸易港。中国加快在国内建设自贸试验区的同时，也加快同其他国家构建自贸区平台，中国已经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当前重点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且倡导推动高水平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打造国际展会新平台。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一起成为四大展会平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创办于1957年4月25日，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采购商最多且分布国别地区最广、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除此之外，近年来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推动建设三大展会新平台。“京交会”在2019年更名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外交、深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成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该展会集聚全球消费领域资源，打造国际消费精品全球展示交易平台。

　　打造国际金融合作新平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高水平对外开放不能局限在商品贸易领域，更需要高效的开放金融平台的支持。2013年以来我国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建设，成为促进国际金融合作的新平台。亚投行专注基础设施投资，与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形成互补关系，已经成为重要的多边金融合作平台。人民币国际化为创新国际金融合作平台提供重要基础。美元、欧元、英镑及日元都较早实现了货币国际化，但人民币近几年才开始稳步推进国际化进程，当前人民币已经进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支付、储备等份额在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也有助于优化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促使国际金融体系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