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理瑄 |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质是实现农民农村的发展权

　　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深刻揭示了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真谛与奥秘。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认为，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核心是人人“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本质上就是通过系统性的资源投入、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打破农村发展的结构性约束，让农民平等享有发展机会、提升发展能力、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农民农村的全面发展。

　　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破解农民农村发展权的结构性约束。发展权的首要内涵是“机会平等”，即每个群体都应获得平等参与发展进程的条件。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农民的发展机会受到各种限制。例如，偏远农村的道路、水利、网络等基础设施薄弱，制约了产业发展和要素流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不足，限制了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土地、金融等资源向城市倾斜，农村发展缺乏要素支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就是通过“补短板”打破这些约束：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让农村具备承接产业发展、融入市场循环的基础条件；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减少“因教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让土地、劳动力、数据等资源在城乡间有序流动，为农村发展注入活力。这些举措的本质，是消除城乡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让农民和农村获得与城市同等的发展“入场券”，从根本上保障其发展权的起点公平。

　　以“能力提升”为核心，夯实农民农村发展权的内在基础。发展权不仅是获得机会，更重要的是具备把握机会的能力。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其发展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农村发展的质量。乡村振兴绝非简单的硬件改造，更注重通过文化、人才、组织等方面的振兴赋能农民、激活农村内生动力，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这是发展权中“能力建设”的核心要求。一方面，通过产业振兴增强农村的经济发展能力。无论是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还是推动农村电商、数字农业等新业态，本质上都是为农民创造“家门口的就业岗”，修建“产业链上的增收路”，让农民在产业发展中提升生产经营能力、市场参与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农民的个体发展能力。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帮助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非农就业技能；加强农村教育、文化建设，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文明素养，让农民从“体力型劳动者”向“技能型、知识型主体”转变。这种能力的提升，使农民从发展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真正成为自身发展权的实现主体。

　　以“成果共享”为目标，保障农民农村发展权的全面实现。发展权的终极指向是“成果共享”，即发展成果应公平惠及所有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乡村振兴的落脚点是让农民在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更包括社会尊严、文化认同、生态福祉等全方位的提升，这正是发展权“全面性”的体现。在物质层面，通过产业增收、财产权改革（如土地流转收益、集体分红）等，直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在社会层面，通过完善农村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民的发展风险，让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解除后顾之忧。在文化层面，通过保护乡村文脉、传承非遗、建设乡村文化设施，让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守住文化根脉，增强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在生态层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修复，让农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使农民享有优质生态产品的发展权。这些成果的共享，本质上是让农民平等参与并享受国家发展红利，避免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实现发展权的“结果公平”。

　　以“主体地位”为原则，彰显农民农村发展权的价值内核。发展权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即发展应尊重个体和群体的意愿，由其自主参与、自主决策。乡村振兴不是“自上而下的施舍”，而是“农民主导的共建共享”，其本质是通过赋权农民，让他们成为乡村发展的决策者、参与者和受益者，这是发展权“主体性”的根本要求。乡村振兴强调“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确保各项政策举措精准落地、取得实效。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培育农民合作社等组织，提升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让农民对自己的家园有“说了算”的权利。鼓励农民以投工投劳、土地入股、资金参与等方式投身乡村建设，在付出中获得回报，在参与中增强责任感。这种对农民主体地位的尊重，打破了传统发展模式中农村的“被动接受者”角色，让农民真正成为发展权的主人，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总之，乡村振兴的每一项举措——无论是基础设施改善、产业培育，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能力提升，最终都是让农民农村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充足的发展能力、公平的发展成果和自主的发展权利。这也体现了发展权的完整内涵，即发展不仅是经济收入的增长，更是生活质量的提升、社会尊严的保障、文化认同的强化和主体地位的彰显。因此，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质，就是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行动，全面实现农民农村的发展权，让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再“掉队”，让农民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再“缺席”。

　　（执笔：陈玉忠）